專家：數字經濟并不是虛幻的

　　阿里納稅的增長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據統計，沃爾瑪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傳統零售企業，每年的納稅額近60億美元，略低于阿里巴巴的納稅額。

　　美國知名投資銀行Jefferies評論說，科技一直是零售行業加速發展的酵母，阿里巴巴只用了12年就達到3萬億人民幣的交易額阿里巴巴采集軟件，沃爾瑪則用了53年才達到這個目標。“以平均員工創稅來講，阿里巴巴的效率是沃爾瑪的4倍之多，究其原因，還在于阿里巴巴是新的實體經濟，是透明的、以大數據驅動的實體經濟，效率遠比傳統經濟要高。”

　　馬聰卉說，2017年阿里巴巴納稅增長是一個很好的示范，“數字經濟不是虛幻的，互聯網企業不是金融資本的標的物，而是增加經濟總量、創造社會價值的實體企業。"

　　馬聰卉表示，“數字”或者說是數字承載的信息從兩個方向改變甚至顛覆傳統經濟模式，一是促進資源更有效率的配置；二是其本身作為新的資源要素參與經濟全過程。隨著ICT技術的普及和商業化的探索，正是像阿里巴巴這類與實體經濟緊密聯系的互聯網企業，讓“數字”的魔力落到實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研究室主任戴建軍認為，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新興科技企業，順應數字經濟潮流開展創新，通過拉動消費結構升級、推動制造業轉型、促進社會均衡發展，走出了一條高質量發展的道路，“阿里巴巴納稅和就業的真金白銀表明，數字經濟已成為新時代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

　　店鋪淘客、淘寶店主們看過來--藍淘分銷寶開啟分銷阿里巴巴模式

　　淘寶網店的產品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自有的產品，第二種是代銷別人的， 而我們這個就是代銷。

　　首先我在這里先說一下店鋪淘客，你們通過購買市場上的一些軟件去采集淘寶聯盟上高傭金的產品或是同行的爆款，這樣的做法是不合規則的，很容易遭到被投訴或是扣分，甚至是封店。所以小編不建議你們的這種做法。最好的辦法就是懸崖勒馬，回頭是岸。

　　接下來說說我們的這個新模式--分銷模式

　　藍淘分銷寶依托于阿里巴巴淘貨源，采集阿里巴巴的貨源渠道，一鍵批量上架到自己店鋪，可以批量加差價，會對店鋪帶來一個自然的流量和訂單；顧客拍單之后，通過我們的后臺確認進貨訂單，付清貨款，訂單自動同步給上家（也就是1688貨源商）。無需你進貨、囤貨。

　　可以做專營店，衣服類目、化妝品類目、電器類目、孕婦、兒童類目等（根據繳納保證金達成標準可以上架相應類目）

　　那么問題來了，這樣就不會被投訴或是違規嗎？

　　理論上講咱們和上家簽訂代銷關系是很安全的，因為上家授權咱們去做了這個事，但是也會有一種情況就是賣這個產品的多了，上家根本分辨不出來哪個和他有代銷關系，所以會挨個投訴這個時候 我們去1688后臺截圖我們和上家的代銷證明 上家確認關系就撤銷了。

　　阿里巴巴首席平臺治理官鄭俊芳：大數據的采集應用，助力社會治理

　　“阿里巴巴打假聯盟破2億大案”“協助佛山警方打掉制銷假汽配犯罪團伙 涉案價值上千萬”“阿里數據一年助浙江打掉14億元假貨”……這一系列新聞的幕后主角，是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這個成立還不滿兩年的團隊，負責電商平臺的規則、知識產權保護、打假、打擊信用炒作、品質管控等諸多工作。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首席平臺治理官鄭俊芳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表示，根據浙江省雙打辦通報的“2016年云劍行動”成果顯示，該行動依托阿里巴巴大數據，在2016年共鏟除制售假貨窩點417個，破獲假貨案件總值達14.3億元。這一結果，在今年推動了阿里巴巴與上海市和安徽、江蘇等省的13個城市的合作，將“云劍行動”升級為“云劍聯盟”。

　　“我們十分欣喜地能看到一個社會共治的趨勢和方向，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進來了。我們這個聯盟最重要的是實現了三個結合：一是政府和企業的結合;二是行政和刑事執法的結合;三是跨地域的結合。”鄭俊芳說。

　　在此次分論壇中，鄭俊芳表示，目前在消費者維權中，他們做到了“零舉證，秒退款”，這一成績的背后，依靠的就是阿里大量的數據集合。

　　通過對大數據的分析應用，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在消費者維權中設定了三個模型，分別是消費者信用模型、商家信用模型以及投訴的智能模型。“比如消費者和商家信用模型，并不是我們從零開始建的。我們整個公司，不同團隊，基于不同場景都在建立相關的模型，這次我們就是一種數據模型共用和結合的體現”。

　　大數據的采集應用，為社會治理的多方面起到了助力作用，但與此同時，對于大數據背后所鏈接的個人隱私，如何保護和監管，也成為近年來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問題。對此，鄭俊芳認為，“生態中任何一個環節沒有管理好，數據發生了泄露，對消費者都會造成傷害。我們建立‘生態護城河’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把我們自身的數據保護能力，開放給生態中的更多參與者，比如服務商、物流公司等。保護隱私權是我們必須去做的。”

　　此外，對于個體數據信息的保護，鄭俊芳也表示，“假設是個體的數據，我們一定是基于現有的法律框架下，比如要有合法的證據、證件，像是法院立案、立案通知書等阿里巴巴信息采集器，形成執法的函，這樣我們才可以調取單體數據，否則我們不會有單體數據的交互。”

　　大數據產業發展至今，如何更好地實現企業與政府之間所掌握的數據互知互通，成為社會治理中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政府部門的數據到底應該怎樣開放，開放到什么程度，我覺得今天已經到了政府部門需要有一些規范出來的時候了。要想讓公共服務更快地讓大家都能享受到，政府需要出臺更為細致的大數據開放規范1688數據采集器 。”鄭俊芳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其實數據不需要把你的數據給我，把我的數據給你，很多數據更重要的是，根據你的需求把我的數據結果反饋給你，我覺得就夠了。例如說這就是規范之一，那這些規范就解決了很多后顧之憂。”

　　在大數據時代的社會治理中，數據的力量是無窮的，但同樣也為社會治理帶來了一個重要的挑戰，那就是數據誰使用誰負責。鄭俊芳在分論壇中表示，“面對大數據，我們今天所有的探索都還是一個小孩子。面對未來，我們的探索之路還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