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讓售假者付出應有的代價，一審勝訴的淘寶選擇了上訴。11月23日下午，淘寶訴售賣假冒五糧液賣家一案二審在上海市第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前，一審法院判處賣假酒的許某賠償淘寶15000元，原被告雙方均提出上訴。淘寶一方表示，相比于阿里每年超10億的打假投入，賠償金額微不足道，但對于嚴重損害消費者權益，損害平臺商譽的售假者，阿里將堅持訴訟到底，要讓他們知道疼。

【90后小伙賣假五糧液兩度被訴】

2009年，家住上海的90后小伙許某注冊一家淘寶店銷售高端白酒。為牟取暴利，2020年許某與人合伙賣起假酒。2020年5月初，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通過大數據模型排查，發現許某有售假嫌疑并將線索推送給五糧液集團。5月14日，五糧液通過購買鑒定確認許某所賣“52度五糧液水晶裝”白酒為假貨，淘寶隨后按照《淘寶規則》對許某的店鋪進行了處罰。

2020年9月，五糧液集團將許某訴至上海徐匯區人民法院，要求其賠償各項經濟損失10萬元。很終法院判決認為許某存在知假售假等侵權行為，判決賠償五糧液集團7萬元。

今年5月，淘寶網以許某售假行為損害平臺商譽并造成損失為由將許某訴至上海松江區法院，索賠12萬元。9月21日，法院一審判處淘寶網勝訴，被告許某賠償淘寶損失2000元及合理支出13000元。對一審判決雙方均不服，隨后上訴至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一件假貨致阿里損失四倍消費】

明明贏得官司為何還要上訴？11月23日，在上海市第一人民法院的法庭上，淘寶一方道出了兩點主要上訴原因：“一審判決中因許某已對五糧液作出賠償，同時認為淘寶的打假成本不應該讓售假者承擔，故而減輕許某在該案中的責任，這兩點理由適用法律錯誤，應予以糾正。”

“舉個例子，就好比一個人因為過錯導致兩個人身體受到傷害，不能因為前一個人先主張賠償，后一個人就應該少獲得賠償。”淘寶代理律師北京市隆安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律師顏義東律師表示。

同樣上訴的許某并沒有現身法庭，其代理律師表示，許某認為一審認定的賠償金和律師費超出合理預期，請求法院撤銷一審判決。

究竟許某每賣出一瓶假酒，淘寶網會為此損失多少？庭上，淘寶拿出了一份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市場學助理教授張凱夫的研究。該研究結果表明：購買到一個1000元的假貨或劣質商品，會導致在之后的12周內，一個消費者在淘寶平臺上的消費下降3570元。也就是說消費者買到一件假貨后，其在平臺的消費將下降近4倍。

“另外，一審判決將淘寶主動履行社會責任的打假行為定性為法定義務，因此剝奪了淘寶的索賠權利，這點理由沒有法律依據。”淘寶在庭上表示，對于打假阿里不計成本，但售假者的行為直接加大了打假成本，假如不讓其承擔，則會助長售假，無法從根本上治理假貨。庭審的很后，淘寶一方拒絕調解，此案將擇日宣判。

庭后，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曉春，從法律角度出發她認為：“售假者的行為，與淘寶打假成本的增加以及商譽的損失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假如沒有售假者的行為，淘寶本不必就此承擔巨額的打假成本，因此從法律邏輯上來看這種賠償責任是可以成立的。”此外，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看，要求售假者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起到增加其售假成本，有效遏制其售假行為的效果。

【阿里：不讓制售假成本增高，整個社會治理成本只會越來越高】

據記者了解，阿里為全力打假組建了一支2000人的專業打假隊伍，每年投入超過10億元。過去的幾年里，馬云曾經反復被問及平臺與假貨的關系。“阿里巴巴就是假貨的受害者。每賣出一件假貨，就會讓阿里巴巴失去5個以上的用戶。”馬云態度明確：“打假是阿里優選一個人力不封頂，財力不封頂，必須要去做的事情”。

阿里在2021年初公布過一組數字：2021年共排查出4495個銷售額遠大于起刑點5萬元的制假售價線索，很終破案數為469個，但通過公開信息確認已經刑事判決的只有33例，比例不足1%。這33例涉及的判決人數為47人，但其中判緩期執行的多達37人，占比79%。

刑罰以緩行居多，罰款遠低于制假售假者獲利，導致的結果就是假貨屢禁不絕，而禁絕假貨源頭的很有效手段，就是不斷提高制假售假者的成本。所以，在今年兩會期間，馬云致信兩會代表委員，呼吁“像抓酒駕一樣治理假貨”，引起全社會強烈反響，獲國家工商行政治理總局局長張茅公開點贊。

面對刑事判決處罰過低的現狀，阿里從今年開始陸續通過民事訴訟手段，“追殺”售假者。除這起二審案件外，阿里還在上海起訴了一個銷售假冒瑪氏皇家貓糧的賣家，一審阿里勝訴獲賠12萬元，被媒體稱為“淘寶打假第一案”。